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有一本书——《旧制度与大革命》在关心中国政治的人当中传阅并讨论，直接的原因与王岐山的推荐有关。2012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主持听取专家学者对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的座谈会时，向与会专家推荐了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我们现在很多的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他认为中国这样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从历史上看也好，今天的外部环境也好，现代化转型不会那么顺利。中国人自己的代价也没有付够。过去这些年走得顺了些，下面难免会有反复。
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19世纪法国政治理论家、历史学家、政治家。 他于19世纪法国大革命的血色黄昏中，他深入考察了自由平等、尊重权力、尊崇法制、主权分享、均势制衡等原则对美国政治制度与民情的影响，盛赞美国独立后出现的一个平等、民主的新社会，并且预言民主是世界历史的大势所趋，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挡，1835年成名作《论美国的民主》第一卷出版，1840年第二卷出版，36岁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他在西方被尊为社会改革先知，他的学说对民主思潮有着深远的影响。他出身贵族世家，经历过五个朝代（法兰西第一帝国、波旁复辟王朝、七月王朝、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法兰西第二帝国）。他前期热心于政治，1838年出任众议院议员；1848年二月革命后参与制订第二共和国宪法；1849年一度出任外交部长；1851年路易·波拿巴建立第二帝国，托克维尔对政治日益失望，从政治舞台上逐渐淡出。
《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是托克维尔完成《论美国的民主》15年后的又一代表作。他自己认为“要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一点印记，立言比立功更好”，“我擅长思想胜于行动”。他说过“重新尝试一部大作的念头早就萦绕在脑际，简直可以说苦恼着我”，“我一边穿越索伦托的群山，一边开始寻觅主题”，这个主题——“它对我来说必须是当代的，并能为我提供一种手段，把事实与思想、历史哲学与历史本身结合起来”。托克维尔将1789年到1850年左右这段时间继续称为法国大革命，他从中挑选出帝国的十年，论述这惊天动地的事业的诞生、发展、衰落和灭亡过程。他的目的是要通过历史来揭示法国大革命如何从旧制度产生。“我不仅要搞清病人死于何病，而且要看看他当初如何可以免于一死。我像医生一样，试图在每个坏死的器官内发现生命的规律”。他在书中证明了1789年以后，有多少过去的政治制度、习惯思想，在新法国依然存在，新法国不知不觉成了君主制法国的概括、遗赠财产的继承人。
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是历史学经典著作，是“关于法国革命的研究”，揭露了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内在联系，而且接触到了法兰西民族命运的根本问题。他的成就归功于他的态度与方法——社会学与阶级分析的方法。《旧制度与大革命》被誉为“与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具有同等地位（亨利·里夫）”，在法国到1967年已经印行了16版，在英国一直被当作英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到1967年已经有13个版本，从20世纪开始以来，牛津大学校方将其指定为基础教程。这本书总体反映托克维尔著作思考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面对正在席卷全球的政治民主化这个时代潮流，或者说如何在政治民主化的现代社会保障个人的自由。
研究法国大革命，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全书中可以读到：
一是法国大革命的由来——精神自由的被毁以及政治自由的缺失。托克维尔认为，法国之所以会发生大革命，而没有实现英国那样的改良式改革，原因就在于法国有精神自由，而无政治自由。何谓自由？即个人财产、言论、精神独立不受侵犯。托克维尔认为，具有独立精神的人主要有两类：一是贵族，二是教士。他们因为财产上的独立而导致精神上的独立。他们有着自己的思想，不畏权贵，追求自由、平等、公正等人类普遍道德。按照他的解释，贵族，或者具有贵族思想，也即自由精神的人，是一个民主社会不可或缺的力量。因为他们有着独立的思想，可以对国家的专制政权形成制衡力量。
二是法国大革命的特点——具有布道热忱、具有普世价值理念。托克维尔认为这令其成为另一种形式的宗教，大革命前夕，贵族无权，只能沉溺于文学。结果助长了“文人议政”这一法国特有的现象。这是病态的自由，结果是大革命更多沾染了浪漫文艺色彩，而缺乏脚踏实地的施政方针。文人的非宗教倾向，助长了革命的癫狂。因此，大革命具有席卷一切的势头。最终，连革命本身也被其吞噬。正如托克维尔所言，“法国革命是以宗教革命的方式，带着宗教革命的外表进行的一场政治革命”。这种宗教革命，违背了人类的本性，违背了历史规律和社会规则。其实，对于法国来说，最好的就是发展原有的城市自治，就像托克维尔所说，让国王改革，而不是群众主导的改革。政治体制必须具有延续性，而且也只能具有延续性。
三是法国大革命的后果——除平等精神外反而强化了已有的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托克维尔对革命是持否定态度的。他认为，由旧制度统治者——国王主持的渐进式改革更利于民主制度的建立，而群众主导的所谓民主革命，从未带来民主，反而带来变本加厉的专制。原因是，具有自由精神的贵族是对专制政权最有利的制衡力量。人民主导的革命，消除了贵族，也就消除了政权的制衡力量。没有贵族统治、精英治国，必然走向中央集权。革命成了专制的基础和先决条件。由此看来，人民即意味着集权，精英才能民主自由了。人民民主也就不存在了。
对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社会问题，原来的叙事是“越穷越革命，越压迫越革命”，但是托克维尔发现并非如此。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北成提出：繁荣和革命的关系，改革和革命的两个托克维尔悖论：
第一个悖论，为什么革命会在经济繁荣期发生？对此，在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宏图表示，这是对我们革命观的颠覆，“在我们通常的理解中，一谈到革命总是和经济危机、人民民不聊生等直接联系起来，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的悲惨境况就是典型，由此所形成的革命原因的表象就是，革命总是在经济危机中爆发。而对于法国大革命来说，问题正好相反，它不是爆发于经济危机，恰恰相反，它是出现在经济繁荣之中。”
另一悖论，即大革命是在人民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处消灭中世纪残余的制度，但是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对此托克维尔本人的解释是：“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法国大革命让我们找到了中国革命的影子，正如托克维尔所说，法国大革命不是结束，而是开始，它开启了日后点燃半个地球的共产主义运动之门。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仿佛将我们引入《闪闪的红星》主题歌中“砸碎万恶的旧世界”那个热情似火、激情燃烧的年代，中国革命从乡村点亮星星之火，最后燃烧了整个中国，建立了新中国。革命的热情再度点燃，到社会主义改造、到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革命又重新理性的回归，热情开始改革开放，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迈向建成小康社会。
对于革命的理解，托克维尔说“法国革命对于那些只愿观察革命本身的人将是一片黑暗的，只有在大革命以前的各时代才能找到照亮大革命的灯火”。对旧社会、对其法律、对其弊病、对其偏见、对其苦难、对其伟大，若无清晰透视，绝对不能理解旧社会的灭亡。
当前中国社会背景复杂和社会矛盾激化的处境，与法国大革命时期有某种相似性。“当前中国与大革命前的法国都处于最繁荣的时期，物质财富的增加，催促了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敏感，对特权、腐败、不公正的容忍度更低。”托克维尔在书中写道：“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的欲望每时每刻都在膨胀，全民都想发财，每一个老百姓都想发财，但是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他不断的刺激这种新的热情，不断地从中作梗，点燃了又把他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促使自己的毁灭，这就是法国大革命。”
对于当前我们面临的问题，可以从《旧制度与大革命》书中得到一些反思与启示：
托克维尔认为是政府完成了对人民的革命教育的。他说“政府自己早已努力向人民的头脑中灌输和树立若干后来称为革命的思想，这些思想敌视个人，与个人权利对立，并且爱好暴力”。“路易十四以后的朝代中，政府每年都现身说法，告诉人民对私有财产应持轻视态度。”官员对人民利益的侵害，肆意征收百姓的财产缺乏合理的补偿，甚至巧取豪夺不予补偿。这里引用一段与我们交通建设有关的描述，“18世纪下半叶，当公共工程尤其是筑路蔚然成风时，政府毫不犹豫地占有了筑路所需的所有土地，夷平了妨碍筑路的房屋。桥梁公路工程指挥从那时起，就像我们后来看到的那样，爱上了直线的几何美；他们非常仔细地避免沿着现存线路，现存线路若有一点弯曲，他们宁肯穿过无数不动产，也不愿绕—个小弯。在这种情况下被破坏或毁掉的财产总是迟迟得不到赔偿，赔偿费由政府随意规定，而且经常是分文不赔。”但是，不尊重私权的政府是人民的坏榜样，革命成功后人民对旧政府组成人员的“专政”，譬如以革命的名义、国家的名义不经过正当程序剥夺原贵族和官员的财产权、生命权，其实就是下意识地模仿旧政府的作为。托克维尔一针见血地指出：“人们忘记了，教唆人们破坏活人的个人权利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丝毫不顾死人的意志”。（英国人对死人比对活人更为尊重）。“每个所有者都从切身经历中学会，当公共利益要求人们破坏个人权利时，个人权利是微不足道的。”
托克维尔认为“有一种激情渊源更远更深，这就是对不平等的猛烈而无法遏制的仇恨”。因为存在不平等，久而久之，它就会以一种持续而无法抵御的力量促使法国人去彻底摧毁中世纪遗留的一切制度，扫清场地后，再去建立一个人道所允许的人人彼此相像、地位平等的社会。另一种激情，它促进法国人不仅要生存平等，而且要自由。
托克维尔十分惋惜地指出，“今天，举世的人都被一种无名的力量所驱使，人们可能控制它或减缓它，但不能战胜它，它时而轻轻地、时而猛烈地推动人们去摧毁贵族制度”。他说“世界上所有社会中，长期以来一直最难摆脱专制政府的社会，恰恰正是那些贵族制度已经不存在和不能再存在下去的社会”。“没有哪个地方，专制制度产生的后果比其在社会中的害处更大”。他认为“只有自由才能在这类社会中，与社会固有的种种弊病进行斗争，使社会不至于沿着斜坡滑下去”。
由于法国人对中国不了解，他们对于中国的认识停留在中世纪的传说中，19世纪的那个被欧洲列强任意摆布的虚弱野蛮的清政府，在当时的法国人看来是世界各国仿效的最完美典范。托克维尔在书中有一段写到，“在中国，专制君主不持偏见，一年一度举行亲躬礼，以奖掖有用之术；一切官职均经科举获得；只把哲学作为宗教，把文人奉为贵族。看到这样的国家，（法国人）他们叹为观止，心驰神往”。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乔新生也认为“在今天，我们依旧在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但是至今依旧没有完全摆脱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影响，比如对公权力约束过小，比如以金钱衡量一切等等。因此，需要避免这样的情况出现。” 我们也同样认为，中国改革走到今天，需要重新寻找共识，尽快找到社会协商、妥协的路径和平台，使得社会协商成为现实，化解社会矛盾，使得社会改革获得更加良好的通道。这就需要一方面千方百计地保护公民权利，使得公民能够更多地参与到公共事务中，另一方面，限制公权力，使得协商和妥协有可能实现。简政放权，不仅是发展的智慧，也是政府生存的智慧。
全能型政府扮演了保护人的角色，这样政府治理下的人民，依赖思想也是最强的，不爱发挥主观能动性，遇到难事只是想到政府，而政府的能力毕竟有限，一旦不能满足人民的需求，就又助长了人们的不满心理。托克维尔描述法国大革命前夕，“政府既然取代了上帝，每个人出于个人需要，自然就要祈求政府。农民要求赔偿他们的牲畜或房屋的损失；富裕的所有者要求帮助他们开发土地；工业家恳求给予特权，避免于己不利的竞争。最常见的是，制造商对总督诉说买卖不景气，并请他向总监申请救助或贷款。”
希望政府能够帮助解决一切问题、处理一切事务的心理已经非常普遍，从中已经可以窥见大革命的端倪，因为—个政府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尤其是—个把自己当保护人和主人的政府，不可能提供足够的供给和完美的服务，当每个人都将自己生活不顺的原因指向政府，当每个人都将不满的矛头对准政府的时候，—个微小的事件都可能成为引爆火药桶的—个火星，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们认为血腥和暴力的事情不能让社会进步，改革开放和渐进的进步，才是成本最小的社会发展方式。中国改革，对于自由民主的追求，不能一蹴而就，政治改革需要大胆而审慎。不拿出大胆的勇气改革，就是在与“革命”赛跑；一味追求激进的改革甚至革命，又有走向动荡混乱的危险，只能依靠审慎的进一步改革化解，决不可误入冒险激进的歧途。
1.[法]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2.甘正气:《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法国政治,党政论坛[J].2013(3):PP61～62.
3.周淑真:你最需读懂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北京观察[J].2013(1):PP67～69.
4.孙婧:人人皆贵族是现代民主的基石，人文论坛[J]:P215～216
5.王首贞:社会史视野下的法国革命论,理论界[J]2011(6):p104～105
